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基于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作出的重要战略决策。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人、地、钱，而人又是制约乡村振兴战略实现的核心要素。因此，着眼长远，要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就必须解决作为“三农”核心的农民人力资本的积累问题，这就是说要找到促进乡村振兴的依赖路径，而农村职业教育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农村职业教育如何抓住乡村振兴战略的机遇，更好地发挥自身的作用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表征
基于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背景及其目标，我们可以从不同层面对其特征进行解读，这里主要就其核心特征，尤其是与人力资源开发相关层面的特征进行阐释。
（一）坚持融合发展理念，促进城乡关系跃升
十九大提出了城乡融合发展的理念和目标。城乡融合这一概念最早是在1847年由马克思提出来的，他认为融合是城乡发展的终极目标。在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实践中，先后提出了“城乡统筹”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城乡融合”发展的目标，这绝不是简单的文字置换，而是我国城乡关系新的重大跃升，意义非凡。它既反映了在我国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城乡空间关系的必然转化，更是体现了在我国政府主导下的“以城统乡”发展理念的转变。可以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升级版，也是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行动纲领。
城乡融合发展意味着在未来基于融合理念的城乡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将会逐步出台，这些变化都会对包括农村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社区教育）等等在内的管理体制和政策体系、发展规划等产生重大影响，以使城乡职业教育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保持较高的吻合度和适应性。
（二）以农业农村为主体性实体，突出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序
乡村振兴战略大大拓宽了农村发展思路，十九大报告要求在继续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同时，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其主要目的和任务就是要尽快补齐农业现代化的短板。乡村振兴战略还提升了农村的发展目标，这就是从原来的农业现代化转变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同时提出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意味着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基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现代化。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地位的确定，既表明农业农村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短腿，又昭示着未来我国政府在顶层设计中会有更多支持农业农村发展的政策，同时也要求解决制约农业农村发展的关键因素人的发展问题，这就是要建立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的人力资源开发支持体系。
（三）培育新的农业经营主体，注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1.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核心是完善土地“三权分置”制度
“三权分置”是我国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土地改革的又一重大制度创新。所谓“三权分置”，就是将土地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并行。我国农村土地已经呈现出了加速流转和新的农业经营主体规模化生产的趋势。据农业部部长韩长赋介绍，截至2016年6月，全国2.3亿农户流转土地农户超过了7000万，比例超过30%，东部沿海发达省份农民转移多的地区这一比例更高，超过了50%。家庭农场主、农业能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合作社负责人等是目前最主要、最重要的新的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新的农业经营主体，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提高其自身的生产经营和管理素质，提升其胜任现代农业产业的能力。
2.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核心是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重要路径就是转换农业发展动能，鼓励和支持农民创业就业，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就是，不仅有发达的现代农业，还有发达的非农产业体系。近些年来，我国各地以休闲农业、旅游农业、农村电商、现代食品产业等新产业新业态为引领，使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我国农业与乡村二三产业融合、现代农业与乡村现代化融合发展的时代正在来临，这必然会对支持或服务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如专业设置提出要求，以为乡村新业态的发展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四）升级新农村建设目标，创新乡村振兴路径
关于新农村建设，早在十六届五中全会就提出了明确目标，这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十九大报告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进一步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标。比较一下不难发现，同样是5句话20个字，其中有四句话表述有变化。这是党中央基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而提出的一个新的更高的目标和要求。这个发展总目标意味着乡村振兴必须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成为农民的主流意识，要求乡风文明；必须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将自治、法治和德治有机地结合起来；要求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让农民过上现代化的、有尊严的生活，实现从“生活宽裕 ”到“生活富裕 ”的目标。有关统计显示，2005年前后，我国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刚刚从温转向小康，消费支出的恩格尔系数高达46%左右，处于联合国划分的40%-50%的小康标准范围内，总体上刚刚温饱有余。2016年全国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恩格尔系数为32.2%；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仅剩下4335万人，仅占农村人口的4.5%。2018年3月国家发改委发布的《2017年中国居民消费发展报告》显示，2017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9.39%，进入了联合国划分的20%至30%的富足区间。
实现乡村振兴目标，可以有多种路径，包括重振乡村产业活力、重塑乡村文化魅力、重组乡村治理结构、重构乡城平等互补格局及重建乡村政策保障机制。但从根本上说，乡村振兴更需要注重乡村人力资源的开发，提升农民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如此，才能铸就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五）提升实践主体人力资本，注重乡村精英培育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是基础，而乡村精英是乡村振兴实践和行动的主体，因此，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必须紧紧抓住产业和乡村精英这两个关键。
首先，就乡村精英组成结构来看，主要是由家庭农场主、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村集体经济负责人、农村种养殖大户等组成，他们是新型职业农民的典型代表。乡村精英所经营兴办的家庭农场等各种类型企业，能够有效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既能带动村民致富、脱贫，也能在较大程度上有效维护乡村社会的稳定。
其次，相对地说，乡村精英往往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他们中的留守精英或者乡贤，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具有相当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而那些“城归精英”原本出身、成长于乡村，发展、成功于城市，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既了解城市的发展状态，也清楚当地乡村的实际现状，可以利用自己长期积累的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进行创业，或者吸引、利用外部资源，积累和营建更多的社会资本。
另外，就总体而言，我国仍处于“要富裕农民就必须减少农民”的发展阶段，也就是我国农村依然有相当多的富裕劳动力，需要继续促进部分乡村人口进城，或向非农产业转移。然而，根据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实状态和特征来看，向城镇转移的农村人口，往往具有“精英移民”的特征。也就是说，能够转移进城或者到非农产业就业的更多的是那些年轻的、具有较高文化程度和综合能力的乡村精英，尤以80后、90后以及部分70后为代表，而留守在农村的更多的是各种资本处于劣势状态的老、幼、妇、弱群体等。
所以，要解决我国在实现乡村振兴中劳动力总量剩余需要转移与留守在农村优质劳动力不足的矛盾，就必须注重优化乡村留守人口的结构，提高乡村存量人口人力资本质量。一句话，就是要培育以新型职业农民为代表的乡村精英，加快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
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职业教育机会
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我国农村全面复兴的战略，因而，必然会对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城乡职业教育发展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更多的表现为对城乡职业教育发展的诉求。简单地说，实现乡村振兴，要求作为供给侧的农村职业教育进行变革，要根据乡村振兴目标实现的需要，提供相应的人才支持。这些既对农村职业教育的供给现状构成挑战，同时更可以看作是给予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新的机遇。
（一）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县域职业教育发展规划和政策的变革
从“城乡统筹”到“城乡一体化”再到“城乡融合”发展的转变，不仅对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对于给予人才支持的职业教育也必将产生深刻的连动影响，要求农村职业教育供给侧进行全面的改革。
“融合发展”意味着原有的城乡二元发展体制将逐步溶解，新的基于融合发展理念与要求的体制、机制以及相关的支持政策必须形成或者制定。具体落实到职业教育领域，其影响表现为：一是必须以融合理念和思维，对城乡职业教育发展进行整体规划，城乡教育要素必须充分流动与互通；二是必须将城乡作为一个区域系统，进行顶层设计，整体布局，包括城乡职业院校的布局及功能定位必须统筹考虑，不能以狭隘的城域或乡域思维培养人才；专业设置必须基于城乡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需要进行整体考虑，既要考虑为为三次产业发展培养合理的人才结构，又要考虑涉农专业集群的建设与发展。三是必须基于城乡融合发展的特点和要求，构建县域职业教育体系，其目的是提升服务效能和使教育资源集约化使用。这个职业教育体系应该具有县乡（镇）村三个层次，不同层级的职业教育既具有整体性服务功能，又有不同的侧重点；这一体系应该包括发达的城乡职业培训体系的构建，能够满足终身教育的需要；这个体系还必须具有教育资源共享性，发展水平具有现代性，能够体现“互联网+教育”的优越性等特点。
（二）“三农”优先发展，促进涉农专业的现代化建设
十九大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确立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地位。众所周知，制约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是“三农”，因此，必须集中力量加快补齐“三农”这个短板。推进“三农”发展有多种路径和措施可供选择，如通过采取积极的政策，促进资源要素在城乡间流动；吸引农民工和大学生返乡创业；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创意农业，实现“科技+”“教育+”“健康+”等新业态，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等等。然而，无论是各种要素的流动，或者是农村新业态的发展等，都离不开人才的有力支撑，尤其是需要培养各层次的涉农专业人才。所以，就职业教育而言，基于未来乡村振兴的需要和视角，必须主动进行职业教育供给侧人才培养结构的改革。这一改革的核心就是，一方面中高等职业院校要注重涉农专业的设置，建立起多层次的涉农专业体系，另一方面要基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以及新业态发展的需要，进行专业的现代化改造和涉农专业集群的建设，从而满足现代农业和农村发展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需要。
（三）乡村精英培育，促进多层级职业教育体系的发展
首先，发展现代农业是乡村振兴的主要内容，而现代农业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三权分置”等土地制度的改革，为规模农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进而又催生了新的农业经营主体，促进了家庭农场主、农业能人等新型职业农民的诞生。现代农业发展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现代经营主体以其掌握的现代科技和社会资本改造传统农业，一旦技术和资本聚集形成规模优势，与土地、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现代生产要素有机融合，将最大限度地提升农业的规模效应和科技附加值。然而，如何才能改造传统农业，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呢？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认为：“改造传统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引进新的生产要素，不仅要引进农作物良种、农业机械这些物的要素，而且要引进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管理能力和适应市场新要素的农民。所以，无论是规模农业的发展，或者传统农业的改造，其重要前提就是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其次，十九大之所以将农村与农业作为优先发展的对象，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要为乡村聚人气、添活力，就是要改变日益严重的“空心村”“荒凉村”现象。所以，优先发展农村，一方面要求将目前留守农民中的一部分培育成新型职业农民，鼓励部分农民工返乡创业和大学生到农村就业；另一方面就是要培养一支热爱乡村的的带头人、领路人和管理者。一句话就是要培育乡村精英，包括：一是培养乡村干部，为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打下组织基础；二是培养乡村信息人才队伍，使乡村能够基于“互联网+”了解新政策、掌握新技术、捕获新商机，促进农村新业态的发展；三是培养乡村科技人才队伍，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四是培育乡村管理干部；五是培育乡土文化人才，促进乡村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建立文明乡风。
无论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乡村管理干部培养、或是其他各种技术管理人才的培养，都对农村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发展提出了要求，要求各类职业院校尤其是涉农中高职院校，能够基于不同类型乡村精英培育的需要，开展多层次的职业教育和培训，开设涉农专业，提供系列化的涉农培训菜单。所有这些，都将促进县域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的发展。
（四）乡村秩序重建，促进农村社区教育大发展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之一。毫无疑问，法治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依赖路径，法治也确实能够有效规范和调节农村社区日益复杂的各类关系；但法治是有成本的，如果能够提升乡村干部队伍的素质，提高乡村自治能力，如果能够以德化人，促进乡村文明的发展，使乡村社区民众都能够自觉遵守共同行为准则，那么，就可以大幅度降低农村社会的治理成本。因此，在未来乡村社会治理中，应根据农村社会的新变化以及实现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建立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机制，而这就需要通过适当的教育，教化乡民，使农村社区的所有民众能够在“法治”的轨道上，具有“自治”的能力和“德治”的素养。
“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另一个目标。生活富裕不只是农民物质生活的提高，更多的是农村社会民众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对高质量精神生活的期望。所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必须将提升农民生活品质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这就需要建立相应的教育场所和提供更多的机会，让他们学有所教，老有所乐。
由此看出，在未来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中，必将更加重视农村社区教育的发展，可以预料，在未来，社区教育和成人教育将是我国新时期教育发展的另一个新的战略重点。社区教育的发展，必将使之真正承担起促进“乡村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职责和使命。
三、乡村振兴战略下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
乡村振兴不仅是经济的振兴、社会的振兴，也是乡村文化、教育和科技的振兴。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必须立足农村经济发展、文化传承和社会治理之需要，主动担责，拓展功能，搭建服务平台，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提供高素质的多类型多层次的人才支持。
（一）重新审视农村职业教育功能定位，着力开展乡村精英培育
农村职业教育功能具有多重性，这里重点围绕未来乡村振兴战略实现过程中，农村职业教育的应然功能进行讨论。应然功能确定的依据便是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所呈现出来的特征以及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对乡村人才培养的需求特点。这是本研究的基本立足点。
乡村振兴战略实现的关键是人、钱、地，然而，无论是现代农业的发展，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最为关键的还是人才，都需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所以，农村职业教育必须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作为其首要任务。新型职业农民的来源具有多样性，笔者认为，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首先应将农村职业教育的服务对象瞄准留守农民。留守农民作为乡村存量的人力资源，其中确有一部分励志务农，并且具有良好的教育基础，特别是还有相当一部分有较高文化程度的青年妇女。留守农民是现阶段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最现实的选择，所以，农村职业教育和培训，要通过提供适当的教育机会，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乡村精英或新型职业农民。
其次，着眼长远，要将潜在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成乡村精英。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各地政府都在出台一些积极的、大力度的人才政策，鼓励更多的人才到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创业。如，根据乡村已经转移的青年才俊、或者成功人士功成名就后想回乡发展的心理，实施“青年振兴计划”或“乡贤回流计划”；基于国家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积极政策以及农民工返乡心理特点，实施返乡农民工创业计划；基于乡村发展吸引力的提高以及国家的鼓励政策，实施能够吸引更多的城市人口“上山下乡计划”和“大学生返乡创业计划”。农村比较利益的提高、政府政策吸引力的提升，确实对上述人才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吸引力，但这些都只是培育乡村精英或者新型职业农民的基础或者必要条件，而要真正将这部分素质相对较高的人才培育成新型职业农民，成为现实的乡村精英，还需要通过适当的路径对其进行人力资源再开发，使其具有在乡村振兴中必备的人力资本。农村职业教育应当仁不让，必须基于这些不同来源的培育对象，进行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职业教育和培训。
再次，要提升新乡贤的乡村治理能力。“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有学者认为， “后乡土中国”面临治理危机，社会治理力量薄弱；村民对农村治理问题缺乏一个全面认识，乡村自组织缺乏。因此，应该培养乡村发展的核心领导人才，即传统意义上的乡贤和乡绅。新乡贤是那些具有较早较好社会知觉，在农村或者转移后创业成功，愿意在未来乡村社会建设与振兴中贡献自己力量，积极投身乡村治理和乡村事业的人。这部分新乡贤未来最有可能，也最有能力成为乡村社会治理的骨干。职业教育的职责就是根据他们的素质基础、需求特点，开展高层次的职业教育培训。对于此类培训，高等职业院校，尤其是涉农高校和涉农专业大有作为。通过培训，增进他们乡村振兴的知识、理念，使他们能够精准掌握地方产业结构特点和特色，给予相应的管理知识，增强领导和管理才能，使之成为有效的乡村管理者、地方特色产业的开拓者、创业的领头人。
（二）注重专业的升级改造和结构优化，着力涉农专业集群建设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升级版，将从整体上推升农村产业结构的升级与转换，因而，对“三农”人才不仅要求有数量的增加，普遍地提高农村劳动者的素质，更要求质量的全面提升，适应乡村新业态发展需求，还要求人才结构与乡村产业结构特点相适应。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专业建设，必须注意以下问题：
一是要加大对传统专业的改造，使其“涉农”，从而满足新农村建设对“三农”中初级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的需要，改变务农人才匮乏的现状；二是要升级现有的涉农专业，赋予其现代农业特性，培养中高级新型职业农民；三是加强涉农管理专业的设置与建设，培养乡村建设与管理人才；四是围绕服务现代农业产业结构体系，优化农村职业教育专业体系，打造精准服务现代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涉农专业集群，注重复合型涉农专业建设，开设反映现代农业产业类型的专业，以适应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趋势，支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
（三）强化城乡职业教育共同体建设，着力城乡教育要素互动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有赖于职业教育培养新型职业农民以及其它各类乡村精英。笔者认为，强化城乡职业教育共同体建设，促进城乡教育要素有序、充分流动，不失为有效之策。
共同体概念最早是由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 Ferdinand Tonnies)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提出。他认为，共同体是通过某种积极的关系而形成的群体，统一地对内对外发挥作用的一种结合关系，是现实的和有机的生命组合。由个体意志决定的、相互发生关系的群体，这是共同体的基本条件；对内对外发挥作用是共同体的功能，现实和有机的生命是共同体的本质。雅斯贝尔斯则把共同体看作是“生存共同体”。基于对共同体内涵的理解，笔者对城乡职业教育共同体作以下理解和构建：
首先，城乡职业教育共同体建设的目的和作用在于：一是同时激发城市职业教育和乡村职业教育两个主体的积极性，实现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互动，形成城乡职业教育发展的命运共同体。这其中乡村职业教育更要以主体的角色和发展意识，展现自身优势，主动开展与城市职业学校的合作与交流。二是促进城乡一体的县域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一方面使城乡职业学校、成人教育中心（社区教育中心）合理布局，另一方面使城乡职业教育资源得到充分利用，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建设。三是在城乡职业教育共同体内，协作开展专业建设、课程和教材建设以及教学方法改革探讨等，促进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
其次，城乡职业教育共同体建设的关键在于：必须对城、乡职业教育在乡村振兴中各自的角色和独特作用有一个正确认知。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央一号文件几乎都将解决“三农”问题放在首位，而且，无论是强调“四化同步”发展，亦或是要求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等，都凸显乡村对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战略意义。这就使得乡村从受体向相对主体的转型成为可能。也就是说，在未来城乡职业教育共同体建设中，不能仍基于城市主体视角，研究如何通过“以城带乡”的策略推进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而是更要基于乡村的特征，建立城乡职业教育发展共同体，要让“三农”更好地发挥其主场优势。
再次，城乡职业教育共同体建设的着力点在于：必须基于共同体的理念，促进城乡教育要素合理、有序流动和共享。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中，无论是经济社会的发展，或是职业教育的发展，必须以乡村为本位，以乡村的本源价值为依托，以农民、农业、农村作为主体性实体，通过乡城之间多元要素的有序互通，实现乡村内部结构重组和外在价值输出，以此在城乡差异化的框架中寻求新的立足点和话语权。由于我国以往的城市取向或偏向政策，使得城乡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发展存在明显的差距。所以，从当前来看，应该基于城乡职业教育共同体这个平台，鼓励和促进城市优质职业教育资源向乡村职业学校和成人教育中心流动，尤其是专业师资和教学设施的流动、共享。从未来看，在教育资源的配备上应该体现公平配置、融合建设、共享互通的理念，使乡村职业教育事业能够优质发展，满足乡村人力资源开发和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需要。
（四）构建城乡融合的职业教育支持体系，着力农村社区教育发展
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人的发展，这就是说要将乡村潜在的存量人力资源的数量优势，转化为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的人力资本优势，为此，必须开展以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为核心的乡村职业教育发展促进计划。在我国乡村建设史上，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先后通过建学堂等教育路径，开展旨在启迪民智、培育民德、改善民生的乡村建设运动，取得了一定成效。
职业教育是农民获得人力资本最为有效的途径之一，特别是在当今，建立现代职业教育支持体系，是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和各类乡村精英的基础工程，也是促进农民人力资本形成和积累的必由之路。笔者认为，未来所构建的现代农村职业教育体系应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体系必须根植于乡村土壤，反映农业、农村和农民发展的现实状态及需求特点，具有县域特色，这样的体系才能真正对乡村的振兴给予有力的支撑；二是所构建的体系必须具有多层级性和全覆盖性。现代乡村职业教育体系必须构成县（市）、乡镇和村三级农村职成（社区）教育网络体系，能够全面满足实施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社区教育的需要；三是必须坚持培养体系与培训体系并举。通过完善的乡村人才培养与培训体系建设，培养一批生于斯长于斯，谙熟和懂得农业基本特性和乡村价值体系，对农业农村和农民具有感情的，并且具有传承“三农”工作价值理念的优秀人才。这些人才既包括现实的留守农民，又包括那些返乡创业农民工、大学生（大学生村官）以及未来的农民后继者；四是为能够全面满足乡村社区民众对职业教育和培训服务的需求，所构建的新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必须具有为农服务的便捷性和服务功能的多样性特点。为此，必须将现代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建设的着力点放在社区教育的发展上。社区教育功能的综合性和接地性特点，也使得它更能反映民众的需求，因而更受民众欢迎。不仅如此，通过社区教育更能对社区民众进行乡村文明和生态文明教育，提升乡民的觉悟，提高他们的生活品质，充实精神生活，促进乡村在法治、自治和德治中实现“治理有效”的目标。所以，重视农村社区教育发展，将其作为现代农村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的重点是必然的和有效的选择。
（五）建立优质教育资源流向农村的引导机制，着力制度和政策供给的创新
如前所述，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农业农村农民发展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短板，“三农”落后归根结底与农村劳动力素质较低密切相关，而这又与农村各级各类教育发展落后，发展水平、服务能力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不吻合有关。因此，劳动者素质是影响乡村发展的重要变量，而要使这个自然过程能够达到缩小城乡差距的效果，就需要植入政策干预的“变量”，才能缓解差距扩大，从而解决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不充分、相对落后于城市而导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个干预变量就是农村职业教育的制度配置与政策创新。也就是说，职业教育要能够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服务，就必须建立健全促进城乡职业教育融合发展的制度和政策体系。通过制度和政策体系的创新，改变农村职业教育不够发达，农村优质教育资源稀缺和更多流向城镇的现象；通过政府宏观调控、市场调节及社会动力作用等外在因素的推动，促进城市教育资源，尤其是以教师为核心的优质教育资源等回流乡村，活化乡村的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建立起乡村与城市有序互动、对等互补的格局。具体来说，可以从国家或者各级政府层面，制定实施引导城市优秀教师回流农村的计划，根据农村职业教育发展需要，有选择、有针对性地优先引导城市大中小学校教师回流农村。如，可设立“青年教师乡村锻炼计划”“教师职称职务晋升乡村服务制度”“城乡教师流动服务制度”,等等。
本文转自《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杂志2018年第18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